“福州会议”难解价格之痛煤电之争阴影笼罩能改

尽管不是为了“吵架”而来，但甘肃省煤炭运销(进出口)公司经理张书鸿还是担心，2004年度的全国煤炭订货会跟一年前的长沙会议一样，动荡不安。“我预测，在这次会议上，煤电双方的价格之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坐在福州西湖宾馆贵宾楼大堂里的张书鸿心情沉重地说。

　　会前，一条小道消息已经在代表中热传：在煤炭企业的集体呼吁下，国家发改委终于做通了电力企业的工作，答应在福州会议上将电煤价格平均上调10元／吨。不过，这一幅度与煤企的要求仍相距甚远。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理事长刘彩英认为：“煤炭价格至少要再提高50元／吨～60元／吨，才能较为合理地反映煤炭价值水平。”

　　“一头热”煤企搭台电企挑肥捡瘦

　　延续40多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是我国最大的物资分配订货会议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仍冠以“订货”字样的两个会议之一。往年，全国煤炭总量的70%以上都在订货会期间确定，涉及近8亿吨煤炭、合同金额近2000亿元人民币，参加单位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石化、机车、有色、建材等各大行业、各省市重点煤炭产运需企业几千家，参加煤炭订货会的相关人员达到数万人，会议时间持续10多天，甚至一个月。

　　实际上，订货会主要是在煤炭和电力这两家之间召开的，电力成本的70%来自于煤炭，对这样的会议，电力部门理应非常重视。但在福州会议上，却出现了不少怪事。

　　一是这次订货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政府主办，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福建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省经贸委、福州市政府联合承办。唯独没有电力部门的身影。据称，往年的订货会，都是如此。

　　二是煤炭协会、煤炭企业为了搭好这个交易大台，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运销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潘永飞表示：“我们来四个人，各项花费至少十几万元。”12月24日，离会议开幕还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大部分煤炭企业的代表早早就到了，还主动散发会议资料，但在各个场所找不到电力企业的人员。“他们有的要等到开幕以后才会来。”一位会务人员说。

　　三是交易会的不对等。参会的大大小小煤炭企业多达数千家，但电力部门几有廖廖几家。

　　煤价祸根煤炭业成了最弱势产业

　　“煤炭行业和其他多数行业相比，利润水平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和电力行业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刘彩英认为，煤炭行业已逐步沦为弱势行业。最新调查表明，仅职工收入这一项，电力系统职工年收入达三万元，煤炭职工年收入仅七八千元。

　　煤炭企业税负不断加重，而煤炭产品价格又偏低。刘彩英列举了三个认为价格不合理的理由：

　　从我国口岸煤炭价格看，我国煤炭港口交货价格和进口煤到岸价格相比，在2003年11月初，国内贸易煤炭港口交货价格比进口煤到岸价格要低30元／吨～150元／吨，说明我国煤炭价格偏低。

　　从燃料价格比看，在矿物燃料中，煤炭是最经济的燃料。如果以电力的价格为100的话，在2002年世界主要能源市场，煤炭、汽煤油、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比例关系为51∶67∶77∶100。在我国，煤炭、汽煤油、液化天然气和电力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则为：7∶49∶37∶100，从电厂煤炭采购成本在电力销售单价中的比重来看。2002年，美国的终端售电单价为7.02美分／kWh，而电煤的平均到厂成本是3.57美分／kWh，售电单价是电煤单价的1.97倍。而同期，我国的终端售电单价是59分／kWh，电煤平均到厂成本约为12分／kWh，售电单价是电煤单价的4.9倍，远高于美国的1.97倍水平。

　　产业之痛市场化成了一锅“夹生饭”，而这一切，都与能源体制改革有关。

　　2002年1月1日，国家宣布放开电煤指导价格。然而，在2002年12月长沙召开的2003年度煤炭订货会议上，煤炭与电力两行业由于电煤价格谈不拢，约1.5亿吨电煤合同没有签订。尽管今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以红头文件形式对电煤价格进行干预，但至今仍有部分电煤购销合同没有签订。

　　从表面上看，价格问题是造成煤电两家反目的“祸根”。但“这一问题不是煤电双方企业或煤电两个行业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宏观方面对放开电煤价格的设计有缺陷。”国家煤炭经济运行中心的潘伟尔认为，实际上，放开电煤价格的改革是一锅“夹生饭”，即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煤电双方尚未实现公平竞争。

　　潘解释说，这其中除了上述的“电力的集中对煤炭的分散”原因外，还包括煤电产业链上下游体制改革的不配套、不协调甚至逆向。“从理论上讲，产业链的体制改革，先改革下游产业，后改革上游产业，至少是同时改革，才能使上下游产业体制的改革通畅。在煤炭和电力产业链上，作为煤炭的主要用户，电力是下游产业，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先于煤炭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潘伟尔指出，我国从1992年就试点放开煤炭价格，2002年1月完全放开煤炭价格，但到了2002年底，国家才对电力体制实施由垄断向竞争的改革，即“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比煤炭产业晚了10年，上下游改革先后秩序的颠倒必然引发下游堵上游的改革不通畅现象。

　　翻身做主煤企“以集中应对垄断”

　　“以后，电力系统对燃料将会实行包括全球采购在内的多种采购方式，势必会进一步打压电煤价格。”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郭云涛主张，煤炭企业应积极探索对策，以集中应对垄断，以均衡市场竞争力量，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国煤炭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在优化水平之下，也就是说，适度提高煤炭工业的产业集中度是有效率的，自然也不会和反垄断的政策相悖。”

　　作为产煤大省，山西已经有所动作。12月，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省煤炭销售集团和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纷纷挂牌成立。据该省煤炭销售办公室副主任候文锦介绍，成立这3家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只有走集团化的道路，山西省的煤炭工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不过，也有人担心，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度分散的煤炭市场销售主体不可能形成像电力部门那样铁板一块。因为煤炭企业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没有哪一家行政部门或者协会能够统一全国煤炭企业的步伐。

　　对此，郭云涛建议，在产业集中度不高，并且不能有效改善的前提下，联合销售是煤炭行业可以采用的一种次优对策。在福州会议上，清华大学-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博士后潘克西还提出了“建立适度集中的寡头主导型煤炭市场结构”的设想，他主张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寡头主导型煤炭市场结构，建立5～6家煤炭生产能力强，市场销售份额大，并且对煤炭产量、销售定价及合同标的等市场交易因素均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影响力的主导型企业。

　　这一想法与本月19日在京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业改革与发展会议的精神不谋而合。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透露，国家将支持大型煤炭企业通过产权联结改造中小煤矿，培育8～10个生产规模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构建4～5个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亿吨级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成为商品煤供应基地、出口煤基地、煤炭深加工基地和市场投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