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5-21 | 在线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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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产能过剩与其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时至今日，产能过剩已不仅局限于传统制造业，也蔓延到了包括金融及软件服务行业的第三产业。美国政府内外想尽了各种办法，但仍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产能无序过剩对经济的影响。
“三招”应对传统产能过剩
实际上，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经历过的传统产能过剩案例举不胜举，而最为严重的三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及本世纪初。前两次属于传统产能过剩，集中表现为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和钢铁等传统行业。第三次则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涉及的行业既有第二产业，更有第三产业。尽管这样，本世纪初出现的产能过剩，仍基本被定位为传统产能过剩。
在应对传统产能过剩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无可奈何让大量的企业倒闭，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试图把产能过剩的破坏性降低到最小。通常的做法有三类：
其一，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规范破产，如申请破产期间可搁置债务偿还程序，破产方案必须对失业员工的出路做出合理的安排等。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喘息或获得新生的机会，给员工以维持生机的希望，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对社会和经济形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其二，政府利用多种渠道，帮助相关企业并购重组。如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着手拯救美国三大汽车集团。虽然这一行为发生在金融危机之中，但就美国政府对通用等三大美国汽车公司进行的历史性干预而言，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处理。当时，美国政府通过购买数以亿计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等方式，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改革主导权，进而协调了公司和员工就福利等方面的矛盾，最终拯救了美国的汽车行业。
其三，允许通过工厂迁移和资金转向等方式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甚至销毁部分剩余产品及产能，也是美国应对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在竞争中让法律、资金、政策等向优质企业倾斜，淘汰没有希望的企业甚至行业，虽对经济数据增长、民生，乃至社会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优胜劣汰的规律看，也是经济进步和把损失控制在最小可能的无奈之举。
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及大学等机构，多年来日益重视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下岗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尽快成为其他行业的合格劳动者。为此，美国政府不仅设有专门的机构，而且行政拨款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还大力协调或敦促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也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帮助下岗人员转行就业。实际上，这一举措不但有效地帮助下岗人员走上新的岗位，且不断提高着劳动力整体的就业素质，推动着新行业的加速发展。
从美国的经验看，应对产能过剩的方法多种多样，而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否得当及力度大小，则是能否最大限度降低产能过剩对经济负面影响的关键。
新型产能过剩形成新挑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出现了多重产能过剩，而且显现出产能过剩的新特点。代表性现象就是金融等服务领域出现产能过剩，而过剩产品则是无形的金融产品。
不可否认，此次危机是由美国次贷诱发的金融大危机。而“次级抵押贷款”尽管被冠以“金融衍生产品”的标签，但说到底，则还是一种与传统概念有实质区别的新型“产品”。“生产”过剩“次级抵押贷款”这一“金融衍生产品”的“企业”是银行而非工厂，而泛滥的流动性则是制造次贷的“原材料”，这些泛滥的流动性及其产品——“次贷”，当年的确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住宅购买群可承受的范围。一味追逐高额利润的次贷公司，就像那些盲目生产第一、第二产业产品的企业、工厂、车间一样，只顾低头想方设法往外吐“产品”，直至整个行业的产能剩余比例大到了自己也面临崩溃的地步。鉴此，2008年爆发的危机，尽管仍伴有汽车、建材乃至住宅等产品过剩的现象，但从根本上看，此次危机是由新型的第三产业产能过剩导致的。
为应对新型产能过剩，美国政府一是允许巨型金融企业如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且对大量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并购重组；二是把大量的金融高管投入监狱，打击金融犯罪，以警后人；三是出台新的金融法规及机制，规范并收紧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今天美国的金融产品“出厂把关”严格，如购房贷款不仅比次贷猖獗期间的审批要难，甚至比次贷出现前还要严格。银行受规章制度的监管，已无法随心所欲无节制地制造“房贷”这一软性的服务业“产品”了。
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能和产品过剩从来都伴随着GDP的增长。成功应对产能过剩，不仅可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降到最小，还可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条件。时至今日，美国的产能过剩难题已步步向第三产业如金融、服务等行业加速延伸。而第三产业产能过剩的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如何尽量避免、成功应对，已成为美国政府内外相关层面日益面临的新难题、新挑战。
德国企业不惧产能过剩
德国是制造业强国，特别是装备和汽车制造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由于这两个行业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对行业乃至经济增长有极大影响。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德国经济萎缩了4.7%，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装备和汽车制造业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重创。因此，德国的产能是否过剩与国际市场需求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如何看待和处理产能过剩，德国有其辩证思维。
德国人相信和注重竞争实力。他们普遍认为，一个行业或一种产品，产能过剩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竞争实力就是没有生命力，最终必然被市场淘汰。德国政府和企业界有一个共识，对于国内落后产能，越早淘汰越主动。另一方面，德国属于工业强国，会放空一部分生产能力。这种“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企业的产能储备。德国政府认为，对于那些雇佣规模较大的行业企业，只要不是赤字经营，或者是短期虽然亏损但长期能够平衡或略有盈余，就不属于落后或要淘汰的产能。鲁尔地区的宜家公司销售部门把客户的订单和对产品的要求通过电脑发到生产车间的指挥中心，生产线就会按照指挥中心的要求进行生产和组装，然后按照发货地址将家具直接送货到门。这种生产和销售方式对于解决产品或商品过剩问题很有效，因为一方面可避免生产出来的产品很长时间卖不出去，同时也能够减少库存从而降低销售成本。
在德国很少听到对产能过剩的议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即使有些产能过剩，也是缘于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是阶段性的，不足为惧。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企业会主动对过剩产能进行调整。
德国的企业99%都是私人企业，生产和投资属于企业或企业家的事。企业在投资生产方面都非常谨慎，这样的机制使得德国企业的投资效益非常高。赚不到钱的产品或没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品，不会有人去投资。投资慎重的企业在生产上也决不会马虎，德国的企业不会放任形成过多的剩余产能。只要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企业就会自动调整，决不允许走到难以调头的程度。在德国中小企业占多数，控制投资微调产能是常事。产能过剩的问题大部分化解于这种企业的微调之中。
在如何发现或预见产能过剩的问题上，行业协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企业对某个国家的市场或法规不了解，商会（半官方机构）可把本国派出的大使或商务参赞召回国，同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行业的前景不清楚，行业协会可以请专家作报告给予专门解读。
德国的企业家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怕竞争，二是始终瞄准国际和国内两大市场。这种特点缘于他们生存和成长的良好市场环境，而这种市场环境的主要特征就是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他们培育了自己的强大实力和长远目光，并始终关注国际市场。德国机械制造业和汽车行业总是保留部分多余产能的目的就是为抓住国际市场机遇做准备。这些企业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自负盈亏或稍有盈余。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景气回升或重大机会，就立即发挥自己的产能优势，随时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国外。在德国企业家眼里，市场总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日本：多管齐下应对过剩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逐步形成的重化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企业规模小、生产分散、设备更新缓慢和过度竞争等问题，集中表现为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为此，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窗口指导”，迫使规模小的企业向大企业靠拢，最终被大企业兼并。如钢铁、化工、汽车、机电等行业的企业经过多次合并集中，从最初每个行业20至30家企业合并为4至5家大型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民间企业的产能扩张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性限制措施，即出台注册制度和准入制度。只有政府认可注册的先进设备才能使用，只有达到一定规模企业才能进入某一行业，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落后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日本政府给予补助，以减少这些企业的负担。
日本的经验证明，扩大海外投资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有效措施。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开始重视向海外投资，稳步转移生产。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更加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经过多年的投资转移，日本重化工业已将大量过剩的设备和生产线移至亚洲的其他国家。之后，日本电子、机电、汽车等企业又开始分阶段向海外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
在应对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内需求不足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民间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的关联不容忽视。因此，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刺激最终需求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重要路径。日本因此于上世纪60年代初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次将提高国民收入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由此，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60%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解决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民间企业一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为民间企业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能够敏锐地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并主动寻找出路，同时较好地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整政策，从而使产能过剩问题每次都能平稳解决。而日本极少的国有企业对产能过剩问题措施不力，动作迟缓，有的坐等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以至后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和民间企业的管理方式，国有资产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
